陈锡联上将在抗日战场

发布时间:2018-06-21

陈锡联,14岁参加徐海东、詹才芳领导的红军游击队,15岁成为红一军第一师第三团战士,在徐向前领导下驰骋鄂豫皖,一步步成长为人民军队著名将领:红军岁月里,他当过红四方面军团政委、师政委、师长;抗日战争中,当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团长、旅长,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当过晋冀鲁豫野战军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委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委,一度主持过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37年8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奉命组建时,陈锡联还不到23岁,他怀着国家恨,民族仇,挥戈前线,一直战斗到1943年8月奔赴延安为止,整整与日军周旋了6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所呈现的正是他在抗日战场上的风采……

“你们团单独行动,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抓住战机,机断专行”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8月25日,陕北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其中,红军第十师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红十师师长陈锡联担任第七六九团团长。全团计2900余人,全部是红军精英,是第一二九师的拳头。

9月30日,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率领第七六九团与师前方指挥所,组成先遣队,从陕西富平庄里镇出发,日夜兼程,向山西挺进。北上途中,刘伯承和第七六九团团部坐在一节车厢里,他对陈锡联耳提面命。在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陈锡联仍然激动不已:“利用这个机会,他向我们精辟地讲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讲述如何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等一系列问题。刘师长以其丰富的军事实践和高深的理论造诣,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生动的政治课、军事课,使我获益匪浅,终身难忘。”

此时的陈锡联虽然领导着3000多人的队伍,但他毕竟还是个年轻人,开朗活泼。而刘伯承当时45岁,沉稳持重,时时处处有长者风范,对年轻干部尤为关爱。在谈话中,刘伯承常常为陈锡联等纵论战局:国民党部队在晋北集中了那么多部队,但在日军面前却一退再退。他们只会用正面阻击的办法,怎么能挡住强敌呢?依我看,要保卫太原,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要用“扼咽拊背”的办法。

陈锡联问:“怎样才能‘扼咽拊背’呢?”

刘伯承说:“所谓‘扼咽’,就是要守住忻口、娘子关两处要冲。所谓‘拊背’,就是从侧背后打击敌人。国民党部队在忻口、娘子关担负‘扼咽’的任务,是正面防御战,但能不能守住咽喉之地,还很难说,我看是凶多吉少。我们的任务是拊击敌人的侧背,配合正面作战。不管他们是否能扼守住要冲,我们一定要在侧背后狠狠地打击敌人。”

陈锡联急切地问:“我们团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刘伯承说:“你们团的任务,是在崞县(注:今山西省原平市)东北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你们团单独行动,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抓住战机,机断专行。”

一路上,刘伯承还手把手教陈锡联等掌握、使用新的作战指挥手段,教大家如何佩带使用防毒面具。针对陈锡联等年轻干部过去打仗不大注意熟悉地形和不会搞沙盘作业的弱点,刘伯承多次教他们搞沙盘作业。有时到站停车,他就在站台边摆上几堆沙子,蹲着给大家讲解,用眼镜盒、茶缸做道具,一次次搞现场演示。演示中,他反复强调说:千万不要小看沙盘作业,小范围的作战预先用它摆一摆,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打起仗来把握就大得多;即使是一般性的训练,结合战例摆一摆也大有好处。

刘伯承对通信联络问题也很重视。刚上火车,他就叫陈锡联派人从车头到车尾拉上电话线,而且是复线。一路上,他经常让陈锡联与车尾保持联络,有时他还亲自摇一摇电话机,听听是否通畅。刘伯承言传身教,陈锡联受益良多:“刘师长重视通信联络的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我不论到了哪里,只要条件允许,都要带上电台,及时沟通与有关方面的联系,很少吃亏。”

很快,刘伯承要去五台山开会了,临分手时,他紧紧握住陈锡联的手,再次叮嘱:“你带第七六九团单独行动,要抓住战机,主动歼敌。我们师抗日的第一仗就看你的了。第一仗可以打小一点,但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

陈锡联郑重表态:“请师首长放心,我们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发扬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抓住战机,打好一二九师抗日第一枪!”

1937年10月18日夜,陈锡联根据刘伯承“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抓住战机,机断专行”的指示,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结果击毁敌机24架,毙伤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创造了以步兵歼灭大量敌机的光辉战例。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接到报告,兴奋之下请驻地群众和他一起算了一笔账:一架飞机值多少钱?这些钱能买多少小米?这些小米又能让多少人吃一年?账未算完,群众热烈鼓掌,欢呼我军取得了又一次重大胜利!

阳明堡战斗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太行山,当地群众编了一首歌谣传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雁门关下古战场,阳明堡里一把火,鬼子飞机一扫光!

作为第一二九师抗日首战,陈锡联没有辜负刘伯承的谆谆教诲。

指挥第七六九团敢啃骨头,大吃肥肉

1937年底,在华北抗日战场,由于国民党军丧师失地,八路军挺进敌后,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这年的11月13日,第一二九师在山西省和顺县石拐镇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动员。

石拐会议,是第一二九师实行战略转变、进入太行山开辟根据地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伯承结合抗战以来的情况,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深入进行了创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动员,并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具体部署了第一二九师今后的行动任务:迅速化整为零,组成工作队或游击支队,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根据刘伯承的部署,陈锡联指挥第七六九团迅速在太行山北部地区展开:

副团长汪乃贵带领12人的工作团,到昔阳西寨地区活动。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很快建立起中共昔阳第四区区委(汪任书记)。以后,又以第七六九团三营的2个连为基础,组织起一支四五百人的武装——昔(阳)和(顺)游击大队,积极开展破路、袭敌等斗争。

第一营营长孔庆德带领2个连,到平定、井陉地区活动,协同地方党组织很快建立了这两地的抗日政府,在不到一星期内,就发展起一支800多人的游击队。

第二营由营长谭德仁带领,到冀西赞皇、元氏、临城地区一带,建立抗日政权,组织抗日武装和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很快打开了局面。

第三营营长郑国仲和教导员潘寿财,带领该营2个连到和顺及昔阳以南地区活动。潘寿财还参加了和顺县委的工作。他们抓紧对基层旧政权的改造,并将由顽固派掌握的保安团枪支转移到抗日人民手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在分兵发动群众的同时,第七六九团集中兵力打大仗,频频出彩。

1938年2月中旬,为牵制敌人向晋南进攻,刘伯承决心集中兵力,消灭驻井陉的敌军。井陉是冀西重镇,与山西接壤,是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有日军重兵把守,不宜强攻。而位于井陉之西的旧关,为日军重要据点,驻有200多名日军。从地形上看,旧关、井陉像是两只筐,连接两点的井(陉)平(定)公路像是一条扁担,扁担的中间位置,是地形险要的长生口。因此,师首长决定:以第七六九团佯攻旧关,诱使井陉日军出援;以第三八六旅设伏于长生口,歼灭出援之敌。

说是佯攻,陈锡联却按真打做准备。他深知:要诱敌出窝钻套,必须把它打疼、打苦,隔靴搔痒不行。2月22日凌晨4时,第七六九团隐蔽接近,火速攻入旧关镇,毙伤日军40余人,并将日军碉堡严密包围。旧关日军遭第七六九团突袭,拼命向井陉日军打电话求援。驻守井陉的日军果然中计,迅速出动数百人,乘车增援旧关,落入刘伯承圈套。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击毙日军西部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130余人,炸毁汽车5辆,缴获迫击炮3门、重机枪2挺、步枪50余支。长生口伏击战,陈锡联部成功完成任务并给敌人以重创。

1938年3月中旬,刘伯承集结主力南下,集结于邯(郸)长(治)大道以北襄垣、武乡地区,寻机破袭邯长大道。邯长大道东起河北邯郸,西至山西长治,中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地,全长约150公里,横贯太行山脉,是日军连接平汉铁路与同蒲铁路的重要交通线。而黎城,则是这条运输线上的兵站集结要地。刘伯承决心以攻点打援的战法袭击黎城,吸引潞城之敌来援,再在黎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埋伏重兵歼灭之。强袭黎城以诱敌的任务,又落在第七六九团身上。3月16日凌晨3点半,陈锡联估计敌人一时摸不清情况,不敢匆忙应战,便指挥第七六九团大举攻城,有意把动静搞得很大。果然不出陈锡联所料,黎城敌人虽有重兵,却一面固守碉堡和房屋内不敢出击,一面请求潞城、涉县之敌赶快增援。结果,涉县日军数百人一遭到阻击,即仓皇窜回涉县,潞城出援之敌1500余人覆灭于神头岭上。

1938年3月下旬,刘伯承决心在邯(郸)长(治)大道上再搞一次大的伏击,以迟滞日军行动,伏击地点选在黎城县东阳关镇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由副师长徐向前直接指挥。这一次,第七六九团作为主攻团打头阵。进入战斗地区前,师政治委员邓小平亲自到第七六九团检查准备工作,并作了战斗动员。邓小平风趣地对大家说,上次神头岭战斗,让你们袭击黎城,你们还对师里有意见,说光啃骨头,没有吃上肉。这次可是块大肥肉,可得下劲吃哟!他的话,把大家引得哄堂大笑。

响堂铺战斗,第七六九团攻击勇猛,大吃“肥肉”,歼敌人数名列各团前列!

“这道伤疤,是日本鬼子颁发给你的纪念章”

第一二九师在邯长大道上接连取得重大胜利,使华北日军极为不安,如鲠在喉,急欲消灭或驱逐之。

1938年4月上旬,华北日军调集第一○八师团全部及第十六、第二十、第一○九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北从正太路之昔阳、平定,西从同蒲线上之榆次、太谷、临汾,东从平汉线之元氏、赞皇、邢台,南从邯长大道上之涉县、长治,以及临屯公路之屯留等地,分9路大举围攻晋东南,妄图把第一二九师主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4月9日,第一二九师在辽县桐峪镇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邓小平部署了反围攻的作战方案,第七六九团与第三八六旅及第三四四旅之第六八九团等主力部队,由辽县以南,向东进至日军合击线外的涉县以北地区,待机歼敌。

会后,邓小平指示陈锡联,设法与正在和顺活动的第一一五师曾国华支队联系,并由陈统一指挥曾国华支队、汪乃贵支队行动。

接受任务后,陈锡联立即带一支小部队出发。行前,邓小平还给他写了一张条子。在和顺县松烟镇附近,陈锡联找到了曾国华支队,并和曾国华见了面。他将邓小平写的条子交给曾,曾说:“我也正在找你们呢。”

陈锡联带着曾国华支队溯清漳东源河北上。行进途中,在白泉村玉女山一带,突然与日军第一○八师团1个联队遭遇。陈锡联、曾国华迅速率部队抢占玉女山,与敌展开激战。

玉女山不高,但坡陡石多,易守难攻。日军几次进攻均被击溃,遂在山脚下躲起来。敌人打不着我,我也打不着敌人,双方就这样对峙着。

陈锡联一天也没有吃东西,感到又饿又累,就在一块岩石后面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就在这时,狡猾的日军又偷偷摸摸地上来了。哨兵发现后,喊叫起来,说:“日本鬼子又上来啦!”陈锡联赶紧站起身来,伏在岩石上,探出头去,想看看山下敌人的情况,举起望远镜刚要观察,突然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他的右下颚。他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陈锡联被子弹打倒以后,脸上、身上都是鲜血,人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当时,日军正在往山上猛攻,部队渐渐顶不住,情况非常危险,一些战士转身就要往山下跑。曾国华急了,他大喝一声:“都给我站住!谁跑我枪毙谁!陈团长不管是死是活,都要把他抬下去。就是他已经死了,也不能把尸体留给日本人。”曾国华指挥部队,用机关枪封锁住进攻的日军,把他们打了下去。大家七手八脚地把陈锡联抬到了山下。警卫员在一旁急切地呼喊着:“团长,团长!快醒醒!”陈锡联慢慢苏醒过来,他满嘴都是碎牙和鲜血,说不出话,只是头脑还清醒。他用手指指山下,示意告诉曾国华注意山下的敌人。他挣扎着要坐起来,谁知他的头刚一动,鲜血马上溢满了口鼻,人又昏了过去。

大家将陈锡联很快抬到松烟镇,稍做急救处理后,又抬到拐儿镇。最后他住进了设在辽县马厩村的第一二九师医院。

在医院里,陈锡联的伤口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愈合,嘴巴和脖子肿得老高,脑袋胀痛难忍,吃不了饭也喝不了水,一喝水就顺着伤口往外流。虽然医生和护士们非常着急,想了很多办法,又是擦又是洗的,却总不见好。后来,第一二九师的卫生部长钱信忠来了,他给陈锡联作了详细检查,说估计是伤口里有碎骨头,受到感染化了脓,要想治愈,必须做手术。他亲自操刀,割开肿的部位,“哗”的一下,流出了好多脓血水和一些碎骨头渣子。钱信忠做完手术,为陈锡联把伤口清洗干净后,又上了一些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陈锡联伤口才慢慢愈合,右下鄂留下一个很大的伤疤。

事后,钱信忠告诉陈锡联,这次受伤的部位实在危险,子弹是沿着颈动脉边擦过去的。要是位置正一点,打中了颈动脉,肯定没命了。他还对陈锡联幽默地说:“国民党的团长,有几个挨过鬼子的子弹?这道伤疤,是日本鬼子颁发给你的纪念章!”

领导第三八五旅战斗中成长

1938年4月下旬,第七六九团在徐向前的带领下,从太行山区出发向冀南挺进,在冀南平原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陈锡联没有随团行动,而在出院后赶赴井陉,着手新的三八五旅的筹组工作。

当时在延安也有一个三八五旅,这样,在八路军序列上就有两个三八五旅。为便于区别,一说新三八五旅,老三八五旅;一说前方三八五旅,延安三八五旅。

1938年6月12日,第三八五旅指挥机关在井陉县熟峪沟宣布成立,陈锡联担任旅长,谢富治担任政委,旅下辖3个团:第七六九团(团长王近山)、独立团(团长邹国厚)、独立支队(又称汪支队,支队长汪乃贵),全旅共8000余人。

第三八五旅成立后,陈锡联带领独立团,并指挥秦(基伟)赖(际发)支队和八路军游击支队,在平汉路以西、正太路以南和平(定)昔(阳)公路沿线活动。回忆那段历史,陈锡联满怀激情:“我们挖断铁路,攻打车站,伏击军列,爆破桥梁,袭击临城、赞皇等,搞得敌人顾此失彼,日夜不宁,使正太、平汉这两条敌人的军需兵员补给线经常瘫痪。”与此同时,谢富治则率第七六九团和独立支队,在冀南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1939年3月中旬,第三八五旅3支部队在辽县会师,根据刘邓首长命令进行了局部整编。随后,在陈锡联主持下,全旅又开始进行第一次较长时间的集中整训。整训的目的,就是要在部队大发展的基础上,着重加强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使部队经得起任何严酷斗争的考验,成为政治上坚定、组织上严密、军事上坚强的革命军队。

在整训中,陈锡联、谢富治首先加强了政治教育,深入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反复进行了斗争形势、统一战线和保持人民军队光荣传统教育,为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军事方面,在陈锡联主持下,主要学习刘伯承“抗战二周年的战术报告”,总结本部队抗战两年来的作战经验,进行战术训练和以射击、投弹、刺杀为主的技术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术素养和军事技术水平。在作风纪律方面,着重加强部队纪律教育,建立各项制度,克服游击习气,特别注意提高各级干部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平。同时,整顿了部队的供给卫生制度,统一政策、规章和标准,保障供应,节约物资,使部队后勤工作走上正规。

通过3个月整训的第三八五旅立刻就在对日作战中发挥了威力。

1939年7月初,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十三大队附炮兵一部,窜犯到辽县长城镇。这路日军在辽县南艾铺的一次“扫荡”中,把村里很多妇女和老人包围在一个洞里,用毒瓦斯全熏死了。为给辽县人民报仇,陈锡联与谢富治决定伏击此路敌人。他们分析情报,判定敌人很可能经过石匣向辽县城回窜,而沿途地形对八路军十分有利。因此,他们在敌必经之路狼牙山一带设下埋伏。12日黎明,大雨滂沱。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八路军会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打他们的埋伏。第三八五旅刚刚结束整训,指战员们士气高昂,杀敌心切。战斗中,有的连队手榴弹打光了,机枪沾满泥水不能射击,指战员们就用刺刀捅,用枪托砸,用牙齿咬。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带头拼搏。在八路军勇猛打击下,鬼子犹如一头蛮牛掉进了泥塘,狂呼乱吼,终究上不得岸。此战从清晨一直打到深夜,毙伤敌大半,余敌乘夜逃窜。

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为第三八五旅取得的这一胜利而欢欣鼓舞,他们编了一道歌谣来表达喜悦的心情:

辽县有个狼牙山,

它是鬼子的要命关;

三八五旅真勇敢,

打得鬼子丧了胆!

第三八五旅在辽县活动期间,辽县的党组织、县政府和人民群众给了部队极大的支持。回忆辽县抗战,陈锡联充满深情:“每次战斗,群众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们把部队指战员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关心爱护,伤员下来后,老百姓你一个我一个往家里背,和家里人睡在一盘炕上。遇有敌情,不管旁的,背起伤员就跑。那真是鱼水关系、血肉之情!……我旅和辽县人民建立起来的这种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战斗情谊,至今仍难以忘怀。”

白晋战役大出风头

1940年春天,日军调集了数以千吨计的物资,从河北、山东抓了大量民工,开始修筑白晋铁路。这条计划中的铁路,北从太谷县白圭镇起,南至晋城止,西接同蒲铁路,中经东观、南关、沁县、襄垣、长治等地,直接伸向晋东南腹地,全长300余公里。铁路一旦修成,就会把八路军太行区与太岳区分割开来,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形成严重的威胁。5月初,为破坏日军的计划,刘邓首长决定发起白晋战役。

第三八五旅的任务是破击祁县来远镇至武乡县南关至权店段,并攻击来远镇,毁坏敌人用于修路的军用物资。受领任务后,陈锡联立即对战区敌情进行周密侦察,发现情况有了重大变化:敌人已将大批物资从来远镇转运至南关。敌变我变,他断然决定更改作战计划,将攻击重点由来远转向南关。

南关,位于来远、权店之间,地处祁县、武乡、平遥3县交界的峡谷里,可以说是白晋铁路北段的瓶颈,也是日军套在太行区、太岳区锁链上的一把大锁。日军非常重视南关,在此驻有一个加强中队,另有部分伪军协助,共约200余人守卫。南关村口筑有两座坚固的碉堡,很多军用物资和医药用品就放在里边,村内沿街的房屋都经过改造,设有大量的火力点。

鉴于南关易守难攻,陈锡联把打南关的任务交给了第七六九团。战斗发起前,他亲自带着几名参谋和该团的几名同志到南关进行现场侦察。他们一行人,有的扮成农民,有的扮成商人,装作互不认识的同路人,跟着一位两面“维持”的维持会长,骗过日军的岗哨进入了南关。进入南关后,他们先听取了在南关维持会做秘密工作的同志的情况介绍。然后,他们利用吃饭、洗澡、逛店铺、到戏院子里看戏等方式,把南关走了个遍,看了个遍。经过一天的详细侦察,全镇的地形,主要通道、守军营房、地堡的分布、结构,枪眼的射向,特别是警备队门口的碉堡有几层,枪口朝哪个方向开等,都看了个清清楚楚,了解得明明白白。

在侦察中,陈锡联还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敌人在南关关押着2000多名修路工人,并储存有1000多箱炸药,这些炸药都是修铁路用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一喜,暗想:修路工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把他们解放了,既破坏了敌人的筑路计划,同时利用这些修路工人把炸药抢运回来,这样岂不一举三得?

回到驻地后,陈锡联立即召集参战部队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开会,针对南关地堡密布、房屋坚固、封锁沟纵横、铁丝网交叉的特点,拟定了一个“打虎掏心”、内外夹击、拔除岗楼、解救民工、抢运炸药的作战计划。因为情况了解得很细,因此在部署任务时也非常周密,甚至连用几挺机枪封锁哪几个枪眼,用几挺机枪做掩护,什么时间冲进警备队,什么火候搬运炸药等,都做了详细部署,使每一位指战员都了然于心。

5月5日夜,部队经50多里急行军,于午夜抵近南关。攻击开始后,由于配合得天衣无缝,守敌1个中队大部被歼,小部钻地道逃遁。当2000余名修路工人被解救出来后,他们搬的搬、扛的扛,人呼马嘶地把1000余箱炸药统统运到了根据地。这1000多箱炸药,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大破击中派上了大用场。

在第七六九团攻打南关的同时,刘邓首长指挥第一二九师主力并动员铁路沿线自卫队和民兵数万人,在南北1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展开声势浩大的破袭活动:破路、拆桥、割电线、焚枕木、搬铁轨、烧仓库,敌人控制的白晋路瞬间陷入瘫痪。

战后,第一二九师在榆社潭村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刘伯承在会上作了《对大破白晋铁路的战术总结》报告。其中,他专门讲评了第三八五旅在战役中的表现:第三八五旅“破毁铁路及资产最多,消灭敌人及击毁军用品最多,解放被押工人也是最多。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其在战术上值得发扬的就是‘英勇的机动’,那就要靠指挥员切合时机的调动,特别是勇于消灭敌人的调动”。

刘伯承还特别表扬了第三八五旅在这次作战中,几次切合时机的机动:一是果断把战役突击的重点由来远转至南关,做到敌变我变,紧紧抓住战役重点;二是及时增援友邻,击退敌人的攻击,保证了友邻的安全;三是适时撤收攻南关支撑点的部队。他充分肯定:“这些是合乎机动原则急转直下的动作,获得了大的战果,应该发扬的。”

受到如此表扬,作为第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欣慰不已。

鏖兵狮垴山

百团大战,是1940年秋八路军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战役从8月20日开始到12月初结束,分3个阶段进行。诚如陈锡联所言:“我第三八五旅作为第一二九师主力部队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各个阶段的战斗活动,并较好地完成了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赋予的各项任务。”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第一二九师重点破击正太路阳泉至榆次段。当时,以第三八五旅2个团及第三八六旅1个团组成中央纵队,由陈赓、陈锡联和谢富治直接指挥,位于平定县以西之天华池、苇池村地区,并以一部兵力控制阳泉西南之狮垴山。

狮垴山,雄踞阳泉西南,地形十分险要。控制它,就可以控制阳泉以西数十里之正太铁路,并且可以随时进取阳泉。因此,当8月20日20时正太战役发起时,第三八五旅第十四团即一举进占狮垴山,卡住了正太路西段的咽喉。

当八路军占领狮垴山后,敌人如梦方醒,遂纠集兵力展开反攻。21日拂晓,日军60余人向狮垴山发起第一次进攻,遭到沉重打击,仓皇而溃。上午10时许,日军又一次发起进攻。这一次,敌人调整了部署,调集精锐炮兵中队共150余人,悄悄地绕到狮垴山右侧的西峪掌村,从狮垴山的背面发起进攻,企图使坚守阵地的第十四团腹背受敌。说来也巧,正当日军由西峪掌村向狮垴山阵地迂回时,陈锡联及第七六九团的营以上干部也来到这一带察看地形,与迂回的这股敌人不期而遇。陈锡联急令司号员吹号,把第七六九团2个营调上来。第十四团团长孔庆德听到这里枪声激烈,也派了2个连赶了过来。敌人本想从背后偷袭守军,却没料到陷入八路军三面夹击之中。最终,敌人遗尸40余具,被迫狼狈窜回阳泉。

敌人两次进攻失败后,于22日晨又以200余兵力经燕子沟发起第三次进攻。敌人采取火力掩护、控制要点、逐步前进的战术,连续向第十四团阵地冲锋。该团部队坚守阵地,激战竟日,与敌人形成对峙状态。

其后数日,敌人先后纠集数百至上千人轮番向八路军进攻,以每天3至6架的飞机猛烈轰炸,炮火则从早到晚连续不停。第十四团凭借有利地形和构筑在半山腰断崖下、石头缝隙中的工事,巧妙地与日军斗智斗勇。回忆那场恶战,陈锡联满是自豪:“当敌人进行炮击和飞机轰炸时,我们除留少数人监视敌人外,其余立即依托工事分散隐蔽。当敌人的炮击和轰炸稍缓,我们立即抓住炮火间隙抢修加固工事,做好战斗准备。当敌人向我发起进攻,冲到阵地前只有十几米时,我军则集中火力和大量手榴弹予以杀伤,继而跃出堑壕,与敌展开白刃格斗。就这样一次次地把敌人打了下去,我狮垴山阵地岿然不动。”

8月26日,第三八五旅胜利完成了扼守狮垴山的任务奉命撤出,转移至龙门、上庄一带,继续执行破路和作战任务。

1943年3月,第三八五旅与太行军区第三分区合并,陈锡联任第三分区司令员。这年8月,在太行军区三分区局势相对稳定后,陈锡联奉命离开太行山根据地,奔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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