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遵义会议

发布时间:2017-06-30

  遵义是黔北的首府,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中间穿过。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这里就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遵义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一批革命青年成立了“反日反帝大同盟”。1934年冬,“反日反帝大同盟”组织得知中央红军即将进入遵义的消息,立即将“同盟”改为“红军之友协会”,组织人民做好欢迎红军的准备。红军进城的那天,全市的工、农、学、商兴高采烈,男女老幼奔走相告,鸣鞭炮欢迎红军。这是红军自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所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场面。
  红军总部进入遵义之后,就根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关于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根据地的决议,积极开展建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1月12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当时的贵州省立第三中学操场,召开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次被群众称为“万人大会”的场面十分壮观。参加会议的人数近万人,会场内外,旗帜如林,是遵义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一次群众集会。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首先讲话,阐明了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等也讲了话。大会宣布成立临时革命政府――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朱德还参加了红军篮球队和遵义三中篮球队进行的友谊比赛。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贯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和劳动法等,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起了有七八百人参加的游击队和有1000多人参加的革命先锋队。革委会还积极帮助组织筹粮、筹款、制作服装和印刷文告,动员青年参加工农红军。
  与此同时,红一、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松坎、懒板凳、球场、湄潭等地,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在红军总政治部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各军团都派出许多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广大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粮筹款,护理伤病员,踊跃参加红军,在短短的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4000余人加入红军,使红军在兵员和物资上得到了补充。
  从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的召开,经历了一个长期而紧张的酝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了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战略性建议,均被“左”倾领导者所拒绝。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一些同志明辨了是非,转变了错误立场。
  毛泽东首先争取到的是当时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对此,伍修权后来回忆说:
  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觉察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他那时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他负了重伤,长征开始后就坐担架随队行动。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因病坐担架,经常同王稼祥同志同行。他们就天天一边行军一边交谈,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同志很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这时,他们就商谈了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1]
  接着,毛泽东又做张闻天的工作。张闻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是“左”倾领导层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在中央苏区,他虽然执行过“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但在许多问题上与毛泽东有着相同的看法。长征开始后,他同毛泽东、王稼祥住在一起,进一步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了解。张闻天回忆道:
  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2]
  在同毛泽东商议以后,王稼祥出面提议召开遵义会议,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支持。于是,召开会议的条件成熟了。
  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举行。该公馆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从外面看去,高墙壁立,朱门厚重,巍峨气派。与会人员从临街的大门进入,穿越过厅,迎面是一座砖砌的影壁,其上用五彩瓷片嵌字,正面书为“慰庐”,背面则书“慎笃”。影壁后面是一个小天井,天井以青石铺墁,南面有小门通往四合院,北面则是主楼,楼上东走道有一小客厅,可容纳20余人。会场就设在这小客厅里。里面有红木地板和门窗,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20把椅子摆成了一个半圆形,为驱赶寒冷,地板上烧着一盆炭火。
  参加会议的有: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其他人员还有:李德、伍修权(翻译)。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因在湄潭一带执行警戒任务,未能出席会议;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因在党内没有领导职务,也未能出席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3]会议主要围绕军事问题进行讨论、总结并作出决定,由党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
  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应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接着,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主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对博古的这一结论,大家都不同意。与会人员认为,敌人的力量强大固然是反“围剿”失败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因为第一次反“围剿”,敌兵10万,红军不足4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敌兵20万,红军人数3万多,是6比1;第三次反“围剿”,敌兵30万,红军3万左右,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敌兵50万,红军4万多,是12比1,我们都胜利了。第五次反“围剿”,敌兵虽有50万,但红军力量增强了,有十多万人,是5比1。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同蒋军作战,广东地方军阀不积极,这些都是前四次反“围剿”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把主要原因归结于敌强我弱,是没有道理的。
  博古在报告中强调,当时白区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薄弱,游击战争薄弱,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大家认为,这虽然也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时期,各根据地也是处于被分割状态,根据地的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更小,白区开展的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很有限,但是红军都取得了胜利。
  博古在报告中还强调,由于中央根据地的后方工作、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这更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事实上,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中央苏区的支前工作做得是很出色的。当时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号召下,广大群众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尽管战争激烈,条件艰苦,但红军的粮食和其他物资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障。说支前不力,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然后,由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
  按照会前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作的“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路线定了基调。曾出席会议的杨尚昆回忆说:
  我当时是三军团政委,与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一起列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4]
  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在发言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他将单纯防御路线的主要错误列举为以下四点:
  第一个错误是以堡垒对堡垒。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迫使我们与其进行我们不占长处,甚至处于相当劣势的阵地战。敌人到处建筑堡垒,必然分用兵力,而且总不能老是待在堡垒里,更不可能在全国各地都建筑起堡垒来。红军可以在堡垒线的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击,也可以待敌前进时在运动中消灭他,或转到堡垒线外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迫使敌人不得不同我们打运动战。第五次反“围剿”的运动战的机会很多,十九路军事变就是一个打运动战的好机会。但这些极好的机会都被白白地放弃了。单纯防御路线取消运动战,以堡垒对堡垒,并用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来和敌人死打硬拼,这就使敌人堡垒主义战术达到了目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要死伤两三千人,使自1933年5月到1934年末扩大来的15万以上的新战士,除了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分减员外,都在这个战术下损失了。
  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分东西南北四路向根据地进攻。红军兵力比敌人少,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用次要兵力吸引和牵制敌人,而把主力隐蔽集结,待机突击。但博古、李德却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节节抵御。广昌失守以后,又命令红军“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分兵抵御使我们兵力分散,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相反,使我们的力量往往被敌人在某一方向上的“佯攻”所调动,处于被动的地位。许多军事指挥员对此提出过很多不同意见,建议集中红军主力打运动战。可惜完全不被采纳,失去了很多胜利的机会。
  第三个错误,军事上没有利用十九路军事变这一有利条件。博古、李德认为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或进攻是冒险的行动,拒绝集中红军主力向东北突击的正确建议,相反,却把红三军团由福建西调至江西去攻打永丰等敌人的堡垒,坐等蒋介石在解决“闽变”后,重整部队,对红军重新发动进攻。这样,便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好机会。
  第四个错误,在战略转变上迟疑不决,在实施突围时仓促出击。广昌战役后,红军在内线作战已经失去取胜的可能性,这时应坚决地实施战略退却,将红军转移到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可是博古、李德却犹豫不决,直到制定《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时才提出战略转移的问题和作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这一计划却依然要求红军死打硬拼,以求得重大胜利。结果,又使红军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在实施突围时,指挥无章,行动无序,部队出动仓促,使红军的战略突围行动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部队变成掩护队,从而使整个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红军减员到空前的程度。
  紧接毛泽东之后发言的是王稼祥。他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指挥上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并且提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朱德在王稼祥之后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对博古、李德军事上瞎指挥有着直接的充分的了解,因此讲话时很激动。伍修权回忆道:
  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5]
  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都相继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林彪没有多讲话。在会上,公开反对“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的,只有担任少共中央书记的凯丰。他反对毛泽东的意见,甚至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知了些《孙子兵法》!”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博古虽然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但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并没有借主持会议的权力去压制别人的意见。
  会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他一边不停地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不断地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会议过程中,他也曾发言,只不过他拒绝大家对他批评,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失势无权了,只得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最后,会议作出了下列重要决定:
  1.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2.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
  3.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根据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多数人发言中提出的意见,后来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全面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刻地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决议强调指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第五次反“围剿”中,在敌人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新战略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正好实现了敌人所希望达到的战略目的。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这就是当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没有适时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战略方针,继续与敌人拼消耗,从而造成红军的重大损失。在突围行动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决议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发展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等粗暴恶劣的作风,明确指出: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博古、李德“要负主要责任的”。[6]
  遵义会议,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认识尚不一致的政治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样做适合当时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既保证了最主要问题的解决,又维护了党内的团结。应当说,这是毛泽东的高超的斗争策略。伍修权回忆说:
  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7]
  张闻天在1943年12月16日的笔记中也说:
  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8]
  毛泽东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和处理方法,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会议,在这以后,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会议纠正了过去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此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贯彻执行。因此,这次会议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说: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9]
  在遵义会议期间,黔军王家烈部集中力量向位于遵义以南刀靶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发动突然袭击,形势十分紧迫。军团长彭德怀立即离席奔向前线军团司令部指挥战斗,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进行。
  注:
  [1]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遵义会议文献》,第112页。
  [2]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遵义会议文献》,第78页。
  [3]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34页。
  [4]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8月9日。
  [5]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遵义会议文献》,第117页。
  [6]《遵义会议文献》,参见第3~43页。
  [7]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遵义会议文献》,第120页。
  [8]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
  [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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