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巧渡金沙江

发布时间:2017-06-30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大出蒋介石的意料。毛泽东为“调虎离山”,乘胜进军云南,即以中央红军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扎佐、狗场,前锋逼近贵阳。当时驻守贵阳及其附近的敌军只有郭思演部第九十九师4个团,兵力单薄。红军突然兵临贵阳城,吓坏了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他一面急令第二路“追剿”军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赶修城防工事和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和向导,准备随时逃跑。
  据当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回忆,蒋介石这时的确惊惶失措,手忙脚乱。他说:
  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还耳红脸赤骂个不停。每一道调动指挥部队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作主。……
  4月5日左右,在贵阳东南几十里地区不断发现情况,贵阳人心惶惶。蒋心神不安,竟步出行辕查勘城区工事,申斥郭思演督责下属不力,玩忽职守。……
  4月5日夜,贵阳外围风闻有红军游击队活动,蒋又问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处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兵力强度,特别关心清镇飞机场的情况,彻夜不安。[1]
  蒋介石立即作出决定,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急追,调遵义李抱冰纵队迅速南移至息烽堵截,调李云杰纵队由黔东西进占领黄平、余庆地区堵截,调大定孙渡纵队限期东进集结贵阳,另外电刘建绪、徐源泉等部布置东西防堵,廖磊部在南面布置防堵。薛岳奉命之后,即用火急电报和电话下达命令,声嘶力竭。约4月6日或7日,滇军孙渡纵队先头急行军三四天走了200公里路,终于照蒋的电令赶到贵阳,并确实固守飞机场。直到空军人员发现红军在离贵阳东一二十公里外转向西南疾进,并未进攻贵阳,蒋介石“才算初步解除警报”。
  这时,的确是两军的最高统帅又在进行一次军事指挥能力的直接较量。
  毛泽东在部署威逼贵阳的作战行动时,曾深刻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因为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是中共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实现这一方针的关键一环,必须调出滇军,扫除中央红军西进云南的主要障碍。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救驾”之际,毛泽东为了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失误,于4月5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进到开阳东南部的清水江西岸集结,并以一部兵力进到清水江,在水尾、中渡、小河口等地架设浮桥,虚张声势,并摆出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果然认为中央红军将要东进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于是,又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上述举动,既不是要占领贵阳,也不是准备开往湖南,其目的旨在调动敌人,为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
  4月上旬,正当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之际,中央红军主力突然由清水江地区急转南下,兵分左、右两个纵队,由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人防线,越过湘黔公路。接着,以每天行军60公里的速度,经青岩、广顺、鸡场、定番(今惠水)、长顺、紫云等地,向云南方向疾进。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云南后,又慌忙调整部署,令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和第五十三师掉头西进,沿黔滇公路在红军右侧追击;孙渡纵队从后尾追红军。但是,敌军由于往返奔波,已疲惫不堪,减员很大,士气更加低落,行动十分缓慢。乘此机会,中央红军于4月18日在白层、者坪地区渡过北盘江,随后相继占领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城镇。这时,被滞留在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以积极的行动牵制敌人,曾于4月4日在打鼓新场以东的老木孔击溃黔军7个团的进攻,随后又经茅坝、瓢儿井和大定(今大方)以南,进到黔西的水城地区,同红军主力南北呼应,协同作战。
  中央红军占领兴仁、兴义地区后,蒋介石判断红军主力必由平彝(今富源)北进会合红九军团,然后再向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入川。于是决定集中第二路“追剿”军主力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之间地区。4月23日和26日,蒋介石连电龙云、薛岳,令第一、第二、第四等纵队和第五十三师经平彝向宣威、威宁转进堵剿,第三纵队尾追红军,川军1个师集中毕节机动。同时,还派出飞机,参加“追剿”行动。
  4月22日下午,随中央红军行动的休养连在黔西盘县境内的猪场地方隐蔽休息时,遇到敌机的轮番轰炸和扫射。产后虚弱的贺子珍,发现一个担架暴露在梯田中央,一个担架员已被炸死,敌机又一次冲下来投弹,在此危急关头,她立即在硝烟中冲过一条小沟,一下子扑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掩护着伤员。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警卫员吴吉清跑过去一看,“只见贺子珍遍体鳞伤,鲜血从豁口里往外涌,染红了衣裳”。从此,这罪恶的17块弹片,一直留在她的身上,伴随着这位江西永新暴动的女将,踏遍祖国的千山万水,经历异国他乡的摧残,度过了她光荣而坎坷的一生![2]
  中央红军为打破敌人的追堵计划,以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向平彝、沾益前进;红一军团为左纵队向曲靖疾进;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向益肠营方向疾进。24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
  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在蒋介石眼里,“贵州王”王家烈也就失去了“使用价值”。早在中央红军入黔之初,蒋介石派薛岳率“中央军”尾追而来,就有取王家烈而代之,以统一贵州之意。后经过红军的一次次打击,王家烈的老本已拼得所剩无几。4月上旬,蒋介石在赤水地区以沈久成取代师长侯之担,将其残部编为第二十五师,随后,又将黔军集中大定、黔西,以“整理”为名,暗中收买何知重、柏辉章,分别给以第一○三、第一○二师番号,将这两师黔军并入“中央军”建制;上下夹攻,逼王家烈先后辞去贵州省主席、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第二十五军军长职务。4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以2356号训令,正式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稍后,王家烈被冠以“中将参议”的头衔。至此,贵州军阀统治贵州的历史宣告结束。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在此后不久的5月30日,即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的同一天,王家烈从蒋介石那里得到5000元旅费,飞抵武汉,以“特准免考入陆大肄业”,得到了他为蒋介石卖命的应有下场。
  鉴于王家烈的教训,“云南王”龙云对于红军入滇和“中央军”尾随前来十分恐慌,他既怕红军进攻昆明,推翻他的统治,又怕“中央军”来取他而代之。因此,他一面调兵遣将,赶筑工事,加强十分空虚的昆明的防守,并急电孙渡日夜兼程,回师昆明;一面婉拒“中央军”入滇。据有的材料说:“薛岳领军入滇,龙云先使人告之曰,薛君个人来省,余当表示欢迎,若统大军同来,则可不必。”[3]
  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继续单独行动,由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以吸引追敌向北;主力则以神速动作向西挺进。27日,红军占领马龙,接着攻占寻甸、嵩明,一部进至杨林,其前锋直逼昆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红军从曲靖向马龙的进军途中,俘获龙云由昆明派出的一辆军车,车内载有龙云送给薛岳的十万分之一的云南军用地图20余份,以及宣威火腿、云南白药、普洱茶等地方特产。这些军用地图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曾谈及此事,他说:
  红军包围曲靖而向马龙前进时,截得由昆明来之薛岳副官所乘汽车一辆,内满载军用地图并云南著名之白药(可医枪伤,极贵重)。据被俘之副官云,他系由薛岳派入滇省谒龙云者。前日薛岳来电,因无云南军用地图,请龙云送去。龙云接电之后,本拟派飞机送去,但次日机师忽病,故改用汽车送去。但未知曲靖已被红军包围,汽车路亦被截断。龙云并送薛大批白药、云南之宣威火腿及普洱名茶,共满载一车。车离曲靖20里时正遇红军。因此卫兵副官均被缴枪,军用地图未交薛岳反而被红军用以渡过金沙江,白药、火腿、茶叶,均为红军享受。故红军兵士每谈至此,皆为捧腹。咸谓三国时刘备入川系由张松献地图,此番红军入川,则由龙云献地图。[4]
  4月28日左右,红九军团进占宣威。这里的火腿驰名中外,广大群众生活却非常贫困。红军入城后,首先打开敌人的监牢,释放了政治犯和无辜的老百姓,处决了一些酷吏,并没收了由官僚资本经营的“宣合公司”等库存的火腿,以及几家土豪劣绅的3000多担谷和许多财物,大部分分给了贫苦的群众。他们兴高采烈地说:“过去我们穷人养猪,被公司压价收购,结果只能吃到一点猪下水。”“这回吃了火腿,还背了粮食,真是大快人心!”“我们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能吃火腿公司的火腿了!”“红军这种打富济贫的义举,给穷苦人带来了幸福!”[5]
  红军逼近昆明,震动云南全境。当时,云南大部滇军已调往贵阳“听用”,昆明城内及其周围兵力非常空虚,而蒋介石派出追击红军的部队此时还远距红军三天以上的路程。龙云为此大惊失色。为保住昆明,他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赴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一来,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造成了有利条件。
  根据以上情况,中革军委于4月29日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
  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6]
  这个指示还规定: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红一军团为左纵队(其中1个师为先头师),一齐向金沙江进发;红九军团则占领东川后相机渡江。“关于渡江转入川西的政治意义,应向干部及战士解释(内容另告),使全军指战员均能够以最高度紧张性与最坚强意志赴之,应克服疲劳与不正确情绪,行军中应争取少数民族,携带充足粮食,注意卫生及收容掉队”[7]。
  当时,还在全军中提出了“渡过金沙江,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并编了一首渡江动员歌教大家唱。歌词是: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
  我们红军来渡江,
  不怕水深流又急,
  更不怕山高路险长。
  我们真顽强!
  我们真顽强![8]
  接到命令后,担任左纵队先头部队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立即向禄劝、武定、元谋疾进。为了争取时间,他们将3个连化装成国民党的“中央军”,由他们作先导,分两路向禄劝、武定进发。杨成武首先率“中央军”到达禄劝,受到县长和军警官绅的“热烈欢迎”。他让县长打电话给武定县长,说“中央军”马上就到,结果王开湘的部队,在武定受到更加隆重的“欢迎”。然后,他们用同样的方法,顺利进入元谋。他们“由于采用了化装奇袭的手段,在一天中一枪不发就拿下了三个县城,解除了民团的武装,缴获了大批武器、物资,为我们直插金沙江畔赢得了时间”。[9]
  在这前后,红九军团进占东川县城。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红军抓获了已经躲藏起来的敌县长杨茂章和劣绅刘二老爷。杨茂章曾在江西任县长,残害中共党员和红军;刘是军阀唐继尧的舅父,高利盘剥,鱼肉乡民,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要求立即处决。红军召开了2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公审大会,完全满足了群众的要求。接着,又打开了积谷仓,把土豪们搜刮来的谷物分给群众。于是,东川城出现了红九军团历史上空前的扩大红军的热潮。在公审大会上,当场就扩大红军900多名,各机关、营、连还分散扩大500多名,把他们编成了一个大的新兵营。与此同时,红九军团还在东川筹款6万多元,布匹400多匹;收缴了300多支枪,500多颗手榴弹,2万多发子弹,以及价值3万多元的贵重物资;没收和收买了120余匹供运输用的骡马,使部队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得到了补充。
  最先到达金沙江边的是中央纵队干部团。5月2日,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干部团1个营及工兵,带电台1部,化装成国民党军队,以一昼夜行军100余公里的速度,于第二天赶到了皎平渡口。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上接通天河,从海拔五六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一泻千里,水流湍急,难以徒涉。国民党军把船只掳往对岸,控制了对岸渡口,是阻止中央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而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的地方,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
  由于敌军没有估计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所以当干部团到达渡口时,渡口南岸还停着两只木船,他们决定以第三营1个连为先遣连,立即渡江。这个连的连长为萧应棠,在渡江战斗中表现很勇敢,立了功。宋任穷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刘伯承同志立即命令先遣连轻装前进,猛扑江岸,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三营的其余两个连和工兵连就地做饭,随后迅速跟进。
  我马上派罗贵波和霍海元同志率先遣连直扑江边。约半夜十二点,他们抢占渡口成功。立即利用找来的两只船,把一个排送到江北岸。因为我军行动神速、隐蔽,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因此毫无准备。我先遣连渡过金沙江,赶到对岸厘金局时,里面正在砰砰啪啪打麻将。当地群众领头去叫门,说是来纳税的;他们正玩得热闹,有人吆喝道:深更半夜来纳税,不开门,明天来!
  群众向来十分痛恨厘金局,上去一脚把门踢开。我们的人进去,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厘金局的全部税款,完全控制了渡口两岸。我军干净利索地抢占了皎平渡渡口,无一伤亡。[10]
  干部团渡江后,立即按照刘伯承的指示,令其主力翻过中武山,打垮凭险阻击之敌1个营,直插通安镇,击溃敌人的援兵,直趋会理城下,为中央红军主力渡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5月4日,红一军团主力赶到龙街,准备渡江。但是,由于此处江宽水急,敌机经常低空袭扰,架设浮桥没有成功,遂奉中革军委命令,沿江而下,到皎平渡过江。为了迷惑敌人,红一军团留下少数部队和工兵,继续架设浮桥,作出渡江姿态。龙云、薛岳根据这一情况,判断红军主力要由龙街渡江,即一面派飞机轰炸,一面限令其主力于5月8日前赶到金沙江边“歼剿”红军。孙渡对《云南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吹嘘将把红军“追到江边解决”。红军本来就没有架成的浮桥,被说成“完全炸毁了”,飞行队长竟得到了蒋介石1万元的奖金。
  在此期间,左纵队红三军团抢占了洪门渡口,因船只少,水流急,不能架桥,大部队难以迅速渡江,遂按中革军委决定,除留红十三团在洪门渡江外,主力改由皎平渡过江。
  5月6日,追敌先头部队1个师进到团街,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指挥下,利用有利地形,坚决抗击追敌,掩护主力红军渡江。该军团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连续打退敌人三次进攻,圆满地完成了保障任务。
  在皎平渡,刘伯承过江后看到水深流急,无法架桥,便在北岸山洞里设立了渡河司令部,制定了《渡河守则》。大部队到达后,便立即开始渡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渡江后,都直接参加了渡江的指挥工作,陈云还担任了渡江指挥部政委。开始,仅靠原有的两只船,在急流中往返一次需40分钟,每昼夜只能渡1200人左右。如果照此速度,全军要一个月左右才能渡完。后来在船民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又找到了四只大船,并联络了川滇两岸35名船工,大大加快了渡江进度。在紧张的日日夜夜里,红军首长亲自和船工一起开会,向船工宣传革命道理。红军当时给养困难,还杀猪宰羊,优待船工,并给每人每天发五元的工资,船工们个个愿为红军出力。当时参加划船的老船工张朝满回忆说:
  “我们共有六只船,其中三丈二长的大叶子船二只,二丈八长的二叶子船四只。大叶子船每只每次渡六十人,二叶子船每次渡四十人。渡江指挥部规定,多一人不行,少一人也不行,纪律非常严。每一只船配备一名红军,协助我们船工工作。我们三十六名船工由张朝寿负责带领,红军亲热地称呼他是‘船长’。每只船有六名船工,三人一班,来回划船十次,又另换一班,歇人不歇船。大致上,我们划船一小时,下来休息一小时,然后又上,如此循环不停。我们虽然不得整夜睡觉,但当时都是二三十岁年青力壮的人,首长从思想到生活又十分关心,尤其是日日夜夜像节日游行示威那样的热烈气氛,深深感染了我们,鼓舞了我们。划了九天九夜,精神还仍然很兴奋。
  “我们连日连夜划呀划呀,手臂划肿了,脚也站酸了,可是精神上无比愉快,老感觉有使不完的劲。”[11]
  是的,没有这些船工的全力协助,红军就不能顺利渡过金沙江,他们为红军的渡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后来,红军又找到一只打鱼船,这样就有了七只渡船,至9日,除红三军团第十三团从洪门过江,红一军团一个野战医院从鲁车渡过江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全部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刘伯承在回忆中说:“我军就依靠绞〔皎〕平渡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去。第二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12]
  在此期间,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也由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了金沙江。
  5月11日,敌第二路军薛岳所部第十三师先头别动队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进到会理地区集结休整,追敌只有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渡过金沙江后,黄镇等创作了名为《一只破草鞋》的活报剧,满怀激情地歌颂了红军抢渡金沙江的胜利,辛辣地讽刺了敌人追击千里,只拣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的狼狈相。红军战士看了红五军团“猛进”剧团演出的这个活报剧,个个捧腹大笑!
  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前进中的主动权。这是红军长征中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一次精彩的军事行动,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就连在遵义会议上刚被罢免军事指挥权不久的李德,也承认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13]
  注:
  [1]晏道刚:《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6页。
  [2]袭之倬:《光荣而坎坷的一生》,载《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94~95页。
  [3]胡羽高:《共匪西窜记》,第439页。因此,蒋介石对龙云一面极力抚慰,一面严令追堵。
  [4]廉臣(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红旗》1985年第1期。
  [5]转引自《伟大的长征》编委会编:《伟大的长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页。
  [6]《红军长征?文献》,第321页。
  [7]《红军长征?文献》,第322页。
  [8]《关于红军长征过云南时的一些情况――访问黄鹄显同志的谈话摘录》,见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
  [9]《杨成武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137页。
  [10]宋任穷:《回忆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0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11]张朝满:《红军渡江前后》,见《红军长征过云南》,第125~126页。
  [12]刘伯承:《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13]李德:《中国纪事》,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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