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党的七届三中全会

发布时间:2017-06-30

  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部署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0年上半年,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战斗和艰苦努力,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条战线都取得很大胜利,建国伊始面临的困难局面初步改观。但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远没有清除,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还有许多紧迫工作亟待进行。首先是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那里的地主阶级还没有被推翻,封建剥削制度还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并未根本好转,在胜利的形势下又积累了许多矛盾;在过去几个月纷繁复杂的工作中,各地出现一些缺点和偏差;党内在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这些情况,要求党认真地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澄清思想,统一认识,以便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地实施伟大的建国纲领。为此,党决定召开七届三中全会,通盘解决当时面临的问题。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为此必须进行的各项工作和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
  全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毛泽东提交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年多的工作,指出: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此,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八项工作: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调整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合理调整工商业;人民解放军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的条件下,复员一部分军队人员,对行政系统进行整编;有步骤地谨慎地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进行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认真做好失业救济工作;认真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进行一次全党整风。
  毛泽东的书面报告,阐明了在各项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的政策原则:在土地改革工作中,要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在工商业调整中,要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教育文化改革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在团结各界民主人士问题上,必须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必须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全党整风运动必须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相结合而不是相脱离的条件下进行,等等。全会认真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为全党全国人民确定了明确的行动纲领。
  在全国范围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实现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一项主要任务,也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刘少奇在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就中共中央起草的准备提交政协全国委员会审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说明。他指出:中央准备从1950年冬季起,在两年半到三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少数民族地区除外)。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地改革的每一个步骤,必须切实照顾并密切结合于农村生产的发展。
  全会把合理调整工商业,列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是因为稳定物价之后,过去因货币贬值而产生的社会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出现市场萧条、商品滞销,许多私营企业减产、停工或倒闭。据统计,1950年1月至4月,全国14个大中城市有2945家私营工厂倒闭,在16个城市中有9347家私营商店停业。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党中央在三四月间多次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决定将财经工作的重心,从财政方面转到调整工商业方面来。5月,中财委召开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帮助私营工商业度过严重困难的措施和办法。
  在全会上,陈云就财经问题作报告,对合理调整工商业作了具体部署。他指出,五种经济成分应当统筹兼顾,这对人民有好处。只有在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办法下面,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进到社会主义。但五种经济成分的地位有所不同,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统筹兼顾。在调整公私关系方面,要通过加工订货,有步骤地组织私营工厂的生产和销售;通过适当调整价格和农副产品收购的分工,使私商有利可图,农民可增加一部分收入。在整顿税收方面,在三五年内一般不提高税率,一部分商品的税率还可降低一些,这样可以减轻人民负担。生产恢复了,税收面宽了,国家税收不但不会减少,相反肯定会增加。
  全会还听取了周恩来等人分别对外交工作、统一战线、军队整编和整党工作所作的说明。
  “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
  为了保证党的中心任务的顺利实现,七届三中全会着重讨论和确定了党在现阶段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新中国成立几个月来,社会经济的重新改组和支援战争的巨大开支,暂时给社会带来很重的负担,许多人对现状产生不满。民族资产阶级为稳定物价后的市场萧条而惶惶不安,有的甚至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变了,要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不少资本家遣散职工,关厂歇店;少数人弃厂出走,或将资金转移香港。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手工业者对人民政府也有怨言。在大部分农村,由于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这是社会关系出现紧张的一方面情况。
  另一方面,在打击不法投机资本的斗争中,党内一部分干部对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政策缺乏正确认识,主张乘胜挤垮资产阶级,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有人提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国营经济要无限制地发展,越发展,越要排挤私营经济。对统一战线,有人说,革命胜利了,民主党派“任务已尽”,“可有可无”。对知识分子,有的地方和部门用粗暴的方法对待思想问题。在民族工作中,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的现象也有发生。这些“左”的偏向,导致统一战线中各阶级、阶层及民族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情况,妨碍团结全国人民去实现当前的中心任务,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50年6月6日,即七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发表讲话,对《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作说明。他着重阐述了报告所依据的战略策略思想,指出: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在即将开始的推翻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面对这样复杂的斗争,我们现在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中都有一部分人不满意我们。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因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1]他解释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以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残余等几方面的敌人就在我国人民中间孤立了。
  毛泽东具体指出:我们要使工厂开工,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实行土地改革、剿匪反霸,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并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但是不要过于性急,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主动地去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要放手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不要怕别人讲话。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对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形势下,对国内和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关系进行新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它不仅体现了党历来“打击主要敌人,争取最大多数同盟者”的策略,更反映了党在执政之初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即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冲击和阵痛,党和人民政府的任何重要举措,都不可进行太猛,步伐过快,宁可慎重缓进,以便稳步地达到既定目的。会前,毛泽东在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说: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同时,他在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毅的一封电报中指出:“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2]
  七届三中全会明确反对党内有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左”的倾向。毛泽东指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3]“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4]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
  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反映了党刚刚执掌全国政权时,对慎重处理社会转变时期的社会矛盾保持了高度的清醒,并相应制定了稳健的发展战略。这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争取国家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注:
  [1]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2]毛泽东:《转变时期力争不要破坏不应当破坏的事物》(1950年4月16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4]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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