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发布时间:2017-06-30

  鸦片战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当历史步入近代时,中国却落伍了。
  17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在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下迅速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经过血与火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如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等等[1]。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正如列宁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2]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了西方列强垂涎和争夺的市场。
  清王朝统治者此时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将中国以外的国家一概视为“夷狄蛮貊”,把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斥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自身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全面滞后,却又虚骄、傲慢、冥顽不化。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愈益加深,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
  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急于向海外扩张的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腐朽落后的清军虽有数量上的优势,又在本土作战,却抵挡不住英军坚船利炮的猛烈进攻,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上海、镇江相继失陷。1842年8月,英军直逼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屈服,订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洋银”2100万元。
  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穷凶极恶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对中国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妥协就范,把中国一步一步地推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清王朝的首都北京,纵火焚毁了中国皇家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圆明园,将园藏历代文化珍宝洗劫一空。侵略者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极大地扩充了列强在华特权。俄国则利用这次战争的时机,先是通过武力威胁,强迫清政府于1858年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据为己有;后又通过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1864年,沙俄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法国侵略军在中越边境和东南沿海相继挑起战端,中国福建水师虽全军覆没,但冯子材率领的清军却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扭转了战局,并直接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然而,昏聩透顶的清政府却在有利的形势下向侵略者屈膝求和,订立了新的不平等条约。
  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中国新式陆海军完全溃败。根据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弃台湾;向日本支付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其中3000万两是作为赎回辽东半岛的偿金);日本还得到了西方列强在华已有的一切特权。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太大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3]谭嗣同的诗句,喊出了那时中国有识之士的悲愤。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吴玉章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4]
  甲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的积贫积弱,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迅速把中国推向濒于瓜分的境地。
  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5]八国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先后攻陷天津、北京,清廷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狼狈逃往西安。侵略军所到之处,进行野蛮的烧杀淫掠,北京城尸横遍地,遭受空前的洗劫。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不平等条约体系完整化。沙俄除参加八国联军外,还派出大量军队攻占中国东北三省,妄图变东北为俄国的殖民地。俄军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人民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除上述几次大的战争外,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还有:1874年日军侵犯台湾的战争,1888年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争,1903年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的战争,以及1904年至1905年日本同俄国为争夺在华权益,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
  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中,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几十年间,这些国家对中国不断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通过一个比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英国割去了香港,日本侵占了台湾,沙皇俄国攫夺了中国东北、西北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不计由外国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仅支付战争赔款一项,中国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含利息),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8000多万两白银。
  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活动,是以享受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为基本特征的。它们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许多重要特权。如设立港口、“租界”,开矿设厂,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商行,建造教堂,驻扎军队,划分势力范围,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程、专条,像一张无所不至的巨网,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束缚着中国,使中国在列强无尽的索取面前寸步难行,动辄得咎,而列强则据此为所欲为。它们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大量地倾销其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金融资本成为决定各大国内外政策的支配势力。与此相关联,甲午战争后,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手段。除在华企业投资外,对中国政府的贷款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财政、争夺“势力范围”和左右中国政局的工具,在列强对华资本输出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它们通过其在华银行,竞相揽夺对华贷款。清政府为筹措对日赔款,三次举借巨额外债,列强看准这个机会,纷纷向清政府提供苛刻的贷款,除指定关税和部分盐税、货厘作抵外,还附加许多政治条件。帝国主义通过对华贷款,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它们通过各种手段,把经济侵略的触角从中国的通商都市一直伸到穷乡僻壤,并在中国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
  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外国侵略势力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以传教为中心的文化侵略活动。欧美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沙俄的东正教,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外国来华的传教士达32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披着慈善的外衣,深入中国城乡各地,在“传教”的名义掩护下进行多方面的侵略活动。他们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霸占房屋田地,侮辱妇女,鱼肉乡里。一些传教士实际上是在中国各地收集情报的间谍。与此同时,外国列强在中国开办许多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学校、医院和其他文化设施,企图从精神上奴化中国人民,从心理上征服中国民心,培植为他们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服务的势力。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对中国每发动一次战争,每签订一次不平等条约,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就加深一步,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就加速一程。到20世纪初,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仍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完全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近代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由此派生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革命性质等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由此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相继兴起,建立起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企业。其中,民族资本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经济成分。
  然而,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使中国成为它们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永久性市场,以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大的利润。为此,它们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君主专制统治,勾结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农业为例,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村经济虽然进一步商品化,但这主要是由西方列强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引起的,因此,这种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不仅没有导致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而且使广大农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更重的盘剥和压榨。同样,西方列强把大量资本输入中国,在中国经营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个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封建的中国;另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又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若干基本特点。
  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司法和行政的统一不复存在。领事裁判权作为一种政治性的侵略,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法制的独立性,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在华攫取各种经济特权和巩固各种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享有治外法权的在华外国人,可以恣意妄为而不受中国行政法律的管辖和制裁。尤其是在这种治外法权庇护下的“租界”,更无异于“国中之国”。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无一不受到列强的操纵和控制,各大国驻华公使馆事实上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在外国列强实行“以华治华”方针的情况下,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政府,则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在经济上,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并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中国农村存在着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完全用旧式的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逐渐遭到破坏,但封建的土地关系,即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明显的优势。外国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日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多重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落后。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空前的挑战和冲击。在两种异质文化不断冲突、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近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变化。由于近代社会是被扭曲的社会,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既有崇洋媚外、卖国求荣、民族自卑感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等带有殖民地色彩的种种表现,也不乏抱定“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封建卫道者顽固守旧思想的种种反映。但从根本上看,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围绕着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革中国社会这一主题而展开。中国古代文化精华所铸就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仍然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奋起救亡、追求真理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诸如:“爱国如思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主义精神;“头可断,志不可屈”的民族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救世思想;“等贵贱,均贫富”、建设“大同世界”的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君子自强不息”的执著追求与奋斗精神;不屈不挠反抗外敌和强权的斗争传统,等等,一直支撑着国脉民魂。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向西方学习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全盘西化”,种种救国主张和方案相继提出;由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而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屡遭外国侵略,政府与外国侵略者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屈辱附从的政治关系。弱国无外交。中国在外交上虽然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权利和地位上是绝对不平等的。
  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实际上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则是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支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加剧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两大任务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个任务,然后才能解决后一个问题。于是,就有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
  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兴起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反抗外敌和改革现状,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各地人民反抗英、法和沙俄入侵的斗争,19世纪60至90年代各地接连不断的反洋教斗争,甲午战争后台湾人民反对日本割占台湾的斗争,到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广大爱国官兵的浴血奋战;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奋起救亡、锐意变法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到矢志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显示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反压迫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在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最初是农民。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反抗性,他们自发进行的斗争给了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鸦片战争开始后,在1841年至1849年的几年间,各族农民起义即达110次之多,到1851年,终于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马克思在当时就曾指出:“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6]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席卷18个省,攻克600多座城市,在南京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颁布了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的这一土地纲领虽因带有很大的空想色彩而在实践中难以施行,但它反映了千百年来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对于发动和鼓舞广大农民起来参加反封建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太平天国运动规模之大,发展之快,组织制度之完备,斗争威力之大,都达到了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巅峰。
  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之际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虽然有狭隘和落后的一面,但其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凭借最原始的大刀长矛,以异乎寻常的勇敢精神同拥有最先进武器的八国联军进行殊死搏斗,使本来把中国看作可以任意宰割的帝国主义者,做梦也没想到中国社会底层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此“民气坚劲”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7]。
  但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提不出科学的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他们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告终。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悲剧有力地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固然是一支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的。
  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两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9世纪末,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一新生的社会力量虽然还很弱小,却是新生产力的代表。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8]首先奋起,以“救亡图存”为号召,于1898年(农历戊戌年)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他们试图按照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在中国实行以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在短短的103天中,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发布了100多道变法诏书、谕令,内容包括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废除八股文、兴办学校、裁汰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准许组织学会和开设报馆、给予出版言论自由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身力量的弱小,加之他们所要依靠的光绪皇帝又无实权,变法维新运动最终被封建顽固派所扼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恨,血洒京城菜市口。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这一时期,与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共命运的,还有一些富于忧国忧民传统的有识之士。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死水一潭的中国封建社会激起轩然大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9]严酷的现实,不能不引起这些有识之士的反省。面对资本主义入侵这一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和中国的落后分不开的。不但古老的刀矛弓矢根本抵挡不住外国坚船利炮的轰击,古老的思想文化也根本抵挡不住“西学”的传入。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西方。自从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力图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强之路。
  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和深化的过程。首先是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以抵抗西方侵略者。接着,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洪秀全明确支持洪仁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当然,他并未能将此纲领付诸实施。其后,洋务运动鼓吹“采西学”,“制洋器”,以“自强”和“求富”相标榜,先后创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对刺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洋务派的强国方案,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即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用”,来维护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的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体”,也就注定了这一方案失败的必然性。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签订后,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接连发表《论事变之亟》等四篇轰动一时的政论文章。在最后一篇《救亡决论》中,他痛苦地发出了“救亡”的呼号。这一振聋发聩的呐喊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在惨痛的事实面前猛醒过来,意识到摆在面前的问题已不是一般地谈论什么“自强”、“求富”,而是要直截了当地起来“救亡”。戊戌维新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高潮的。在此后将近半个世纪内,“救亡”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奏起的最响亮的旋律,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心目中最具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口号。
  敢于对中国的制度、文化进行反思,对封建文化的纲常名教发起批判,进而把“师夷之长技”推进到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这一更深层面的,是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如谭嗣同)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都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崭露头角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在从事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的同时,都曾努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如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后,在知识界、思想界曾掀起巨大波澜,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一代热血青年。“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10]。进化论、“天赋人权”、“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君主立宪制以及民主共和制等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
  中华民族是背负着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跨进20世纪门槛的。这时,中国已经完全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并且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救亡图存”的呐喊,回荡在世纪之交的中华大地上,显得格外痛切。然而,此时统治中国的腐朽的清政府却已成为彻头彻尾的“洋人的朝廷”,无耻地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这样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下,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谁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谁就将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注: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2]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年底―1899年1月),《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7页。
  [3]谭嗣同:《有感一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0页。
  [4]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1961年9月),《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955页。
  [5]即奥匈帝国。
  [6]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4页。
  [7]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8]即资产阶级改良派,又称立宪派,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派别,主张通过改良的办法使资产阶级参与国家政权,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9]马克思:《中国记事》(1862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页。
  [10]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1906年5月),《民报》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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